在悠闲假期的快乐之余，有些厚重的返乡心情，我们都心知肚明。比如这当然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“返乡”，我们见到故乡人的次数会越来越少，而张大眼睛看、拿出相机拍、提笔写，此间的意义超越了仪式感，成为对岁月、距离的负隅抵抗。

带着这种想法，作家邓安庆暂搁平日里喜欢讨论的作家、对外面世界的看法，将目光转向常年生活在小地方的父母兄长。那个驰骋在生意场上的哥哥，比自己更能担事儿，但两人之间其实没什么话聊，一个正经地问，“你还有朋友吗？”，一个笑着答，“你们文人怎么这么多问题？”母亲依旧在厨房操劳，洗衣服，带孙子，很少有那种时刻，她“不再是老一代小一代的保姆，而是我一个人的妈妈”。父亲血糖高，身体坏到连偷吃一颗小橘子，也得挨批评，还要在半夜打牌时被逮回家。

写来写去，写的人好像也是我们自己。“如果有一天他们都不在这个世界上，至少我还为他们留存了这一份记录。”本文摘自邓安庆《柔软的距离》，经出品方授权发布。

01

柔软的距离

离家日久，一年一次才能回乡下老家陪陪自己的父母。我知道未来的日子里，我很难再回到这个我已经生活了十几年的村庄了。我的生活方式与村庄已经渐行渐远。从菜园到公园，从泥路到公路，从瓦房到楼房，我跟我的同辈人一起从农村到了城市。跟北京、上海本地的朋友聊天时，我说你们不会知道什么叫做乡愁。家乡你已经回不去了，而城市你还融入不了。在这种两无着落的尴尬状态中，一方面人自然会有一种游离的漂泊感，一方面也拥有了一种超然出来的清醒——对于农村与城市都被迫有了一种距离。

过年回农村老家，母亲问我从住所到上班的地方需多长时间，我告知半个小时就到了。她听罢，感慨这上班的路还真远！而我的意思其实是才半个小时的路程，多近哪！同样是半个小时，对于处于农村的母亲和生活在城市的我，完全是不一样的时间体验。她常常一脸茫然地问我：“今年是哪一年？”另外说起一件事情，她会说在你出生的前几年怎么着，在我们家盖房子的后几年怎么着，在她的语言表达中没有我们常用以标示时间刻度的精确年份，而是以她觉得重要的事件作为参考点。

我和母亲拥有的时间观念如此不同，我始终在各种城市漂泊，人与事常常难以预料，每日的工作与计划都排得满满当当；而我的母亲在村庄鸡鸣即起、日落而息，四季轮回，侍弄着棉花和小麦。在村庄的花生地里，陪着母亲挖着花生，听她说着村庄的各种人事纠纷，日常生活的琐碎烦恼。我捕捉她的方言词汇和说话语调，什么地方让她怄气，什么地方让她开心，什么地方是她念兹在兹的所在。我虽然是她的儿子，她在碎碎说的当儿，我也陪着她开心和难过，可是我又超脱出来变成一个旁观的观察者。她既是我母亲，也是我的观察对象。我还会拿着DV，拍摄母亲在灶房烧火、在池塘洗衣服的场景，也会拍摄父亲打牌、打盹、带孙子的场景。我存着这样的念头：如果有一天他们都不在这个世界上，至少我还为他们留存了这一份记录。

我也愿意把自己变成人肉DV，用笔去记录村庄、家人、亲友。我对他们有我自小的情感，提起他们，我脑中翻腾着无数关于他们的细节，温暖的、沉痛的、好玩的、难过的，都历历在目；而在写他们的时候，我又希望我是相对客观的，只负责呈现细节，不因为我的个人情感而去遮蔽了他们的个性。

同时，我又生活在城市，它给予人随时随地的陌生感。你对每一条街道怎么可能会像在村庄那样，闭着眼睛也能知道如何拐弯呢？你对每天碰到的每一个人，怎么可能会像对自己的邻居那样知根知底呢？所以你随时保持着打起精神来应对的状态。在农村，我不需要精确、秩序、洁净，在城市我不如此，是要被视为怪人的。在这种反差中，有趣的碰撞就出来了。你对于城市就相应有了陌生的观感和体验。我渴望把这种陌生的紧张感表达出来，同样是用细节。

可以这样说：与亲人，我距离过近，因此我走远一些来写；与陌生人，我距离过远，因此我走近一些来写。我希望把距离定位在一个适合的距离，同时也是一个柔软的距离，用情度之，用理解之，因此才有了这些勉力为之的粗糙文字，只希望把他们的片段留下。曾经他们走过我的眼前，现在他们又各奔东西。我想象自己是在人海中以文字为小舟，打捞经过手边的碎片。写作的此时，窗外一遍遍传来“磨剪子嘞戗菜刀——”的叫喊声，把人心都喊得悠远了，探头看去却不见那喊的人，只有两只喜鹊在天空中掠过。

02

与兄同车

那一天他突然回来，小侄子正在床上哭，母亲怎么哄也不行。他过来把他的小儿子抱起来，让母亲去帮忙倒杯开水，他要给孩子喂退烧药。小侄子在他怀里依旧是号啕，他抱得紧紧的，身子来回晃动地哄着。就着母亲端来的开水和小儿退烧药，他一口口把药边哄边喂给小侄子。不哭，不哭，爸爸不是在吗，不哭啊。他肥胖的身子罩着小儿子，低下谢顶的头，去贴着小儿子因发烧而通红的脸。

他是抽空从医院赶回家的。他的岳父因为突发的脑溢血，躺在医院十来天都没有醒过来。他和嫂子日日夜夜都在医院照顾着，两个孩子都放在家里让母亲带。大年三十，在家吃过年饭，他就要匆匆忙忙撵到医院去换嫂子的班。母亲让我也跟着他去，探望一下亲家公。走时我见他的脚一瘸一拐，问他才知是脚痛，去了很多医院都没有查到具体病因，只好这么痛着。

而去年过年时，他带着嫂子、两个孩子开车从武汉回家的路上，突然在车上昏迷晕倒。家人左等右等，好几个小时，都不见他们回来的踪影，打电话过去，那头两个孩子饿得直哭，嫂子一个人也不敢乱动。好不容易等他恢复过来，勉强开车到家，躺在床上又是一阵呕吐。让他去医院，他说不用，躺着休息一下就好了。父亲不知跑哪里去了，我在一边手足无措。母亲拿着抹布去擦他呕吐物的时候，他岳父赶过来看病情，看罢迅疾开车去乡村诊所把医生请过来诊治。母亲看着感慨，家里两个男人怎么都靠不住呢。我听了好生羞愧。

我还羞愧的是他给我展现的作为兄长的魄力。前些年，父亲在床上突然心脏跳动出了问题，他镇定地联系急救中心，安排车辆，分配每个人该找叔叔帮忙的去找叔叔，该先把乡村的医师请过来看如何应急救护的就去请医师。好不容易把父亲送到了医院，急救、挂号、交钱，一路下来都搞定了。而我却只能傻傻地沉浸在一种惊慌的情绪中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他淡定地在世间生活。十六岁离家，在上海的工厂做到技术主管，又辞职单干，承包从家乡到上海的运输业务，结果有一天下雪车子撞到了南京长江大桥。后卖了车，又去做其他生意，一路赔钱，债务累积几十万，竟然慢慢地都还清了。之后又开起了自己的公司，买房买车，一切如行云流水般达到了他奋斗的目标。我不知在这过程中他经历了什么，遇到那么大的困难之时，他是如何度过的。我们兄弟如此错开，走着不同的道路。偶尔我会到他居住的城市，他开车到火车站来接我，远远地在人群中见到他，头秃顶了，肚子也大了，还戴了眼镜，跟他少年时那英俊的模样差得真是太远了。

车子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行走，我们闲扯着。我忽然问他：“你还有朋友吗？”他摇头。生意场上，他和曾经一起合伙的朋友们都一个个闹翻了，都是为了钱的事情。有些还有着十几年的交情。我想起曾经跟他的合伙人聊天，那合伙人说：“你哥哥特别精明，每天都会把计划排得好好的。每一件事情，他都要考虑得仔仔细细，跟什么人说什么话，遇到突发情况该如何应对，他都事先考虑得非常周全。”后来，因为经营权的事情，两人分道扬镳。这里只有利益，不断让利生利。他面对着客户、老板、官员，一进一退，都了然于心。他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了。“那如果你心里非常烦，又没有人说，该怎么办？”我问他。他回头看我，笑了起来：“你们文人怎么这么多问题？”我没再追问，只是说：“我希望你幸福。”他没有说话，车子的发动机嗡嗡地响着。

我不知道他怎么才幸福，他也不知道我怎么才幸福。我们虽为兄弟，却十分陌生。开车走在道路上，他和朋友开心地骂着刚学会开车的菜鸟，讨论着前后左右车子的性能、价位，又说起昨天会见的那位客户如何愚蠢。我不懂这些，我不可能跟他说我喜欢哪位作家，目前看的书怎么样，旅游的时候我看到如何好看的风景。我尝试过，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半晌，然后说你说的东西我都不懂啊。我们很少电话联系，他在他的城市，我在我的城市，我们唯一共同拥有的是乡村日益衰老的父母。他一打电话就说快给家里打电话啊，母亲出了小车祸，父亲在念叨你。

电话中他的声音很小，现实生活中他也几乎不言语。他好像满腔心事，而我们虽是亲人，却无人能知，只看他一个人在办公室一根接着一根抽烟。问他生意的事情，他就说还好；问他身体的事情，他也说挺好。说的时候，他脖子一扭一扭，显然是那里也在疼痛，我忍不住伸手帮他揉捏。

去医院的路上，经过他买的房子，我们在房子的天台上放了鞭炮。他静静地站在天台的围栏边上，默默地抽着烟，不知道在想着什么。他微微驼着的背宽厚结实，他的儿子们曾经调皮地骑在上面，他生重病的父亲和岳父也曾经背在上面，现在那里空空的。从他背后望去，城市的灯火稀稀疏疏，远处黑夜茫茫，汽笛声从江面微弱地传来。一挂鞭炮放完，他一瘸一拐地往楼下走：“我们下去吧，我该跟你嫂子换班了。”

03

母亲过年时

母亲的起床声是窗外的鸡啼，我的起床声则是侄子们的呼唤。他们一个六岁，一个三岁，在我睡梦正酣之时，忽然锐声喊着：“奶奶——奶奶——”非要等待妈妈回应了方休。那时候，妈妈可能在灶房烧火，可能在楼上晾晒衣服，呼唤声一起，她立马就要扔下手头的活儿，一路小跑地撵到卧室去，晚了的话两个小鬼头又要一顿号哭的。她的一天就是这样开始的，催着两个侄子起床，给他们一个个把完尿，穿好衣服，又赶着去热菜。中间穿插着小侄子摔了一跤她要急忙去安抚，大侄子玩烟花炮她高声呵斥，水缸里的水溢出来她又赶过去关掉水龙头。

她的新年是这样地没有一刻空闲，她要完成整个大屋子每天的打扫，三餐的饭食，招待前来拜年的亲友，清洗每天家里因为在村庄泥地里走来走去变得脏兮兮的衣物。白天忙罢，晚上又要准备好全家的洗澡水，待到都洗好澡，她就着洗澡盆吭哧吭哧洗起衣服来。诸事忙毕，上床了，两个侄子一边一个，得哄着睡觉。小侄子晚上要起来把两次尿，否则尿床了又要洗床单的。哥哥因着岳父脑溢血，跟嫂子日日夜夜都在医院照顾着，连除夕夜都回不来。

往年的除夕夜，那时候还没有这两个小家伙，是我跟母亲一起在家里度过的。爸爸早早地借着上厕所的理由跑去打牌，哥哥也是哥们儿拉去搓麻将了。大屋子按照习俗，所有的灯都煌煌地亮着，母亲在房间备好糖果，我们就坐在一块看电视，闲闲地聊天。那是一整块与母亲相处的时光，可以任意地想着如何打发。我起意吃饺子，就一起到灶房去，我烧火，母亲下饺子；或是一起剥花生米，为做明日正月初一的丸子做好准备。屋子里的寒气，逼着身子都簌簌抖起来，好办，母亲用废弃的酒精瓶灌好滚烫的开水，我们就着那一个暖手。

今年的除夕却突然停电了。动画片才看到一半，整个儿屋子刹那间黑压压一片。侄子们又是锐声喊着奶奶。妈妈那时还在厨房里洗碗，听到叫声，一路摸着黑摸到堂屋，点起一条桌上的红烛。侄子们借着微弱的烛光，奔到妈妈身边。我跟他们一起坐在堂屋的长椅上。烛光跳闪，侄子们在堂屋当中玩耍，他们的影子在墙壁上忽而高大忽而矮小。见此，两个小鬼头望着墙上的影子来回跑动，一边比着谁的影子大，一边叫着奶奶评比。妈妈刚说大侄子的大时，小侄子就不服气，又是一气跑动，妈妈又急忙念叨着别摔着了。她的眼睛一直在这两个小鬼头身上，偶尔回头看我坐在一边，补上一两句，问要不要吃东西，我说不用。过后看到门外的烟花噌噌地在空中绽放，我抱着小侄子到豆场当中站着，让他仰头看天空中那明亮的星星，母亲牵着大侄子在门口放着烟花炮。

当我小时母亲对我说的话，母亲再次给了家里新一代的孩子。当我小时骄纵的脾气，新一代的孩子又回还给了母亲。时间对于母亲是轮回的，她的世界永远是屋子到田地之间那么大，她的事情永远是那一些琐碎的家事，日日夜夜，无休无止。我常常随着她的脚步，一路看着她在卧室、堂屋、灶房走动，她几乎没有一刻空闲。家里好像没有这个人，会散乱一团似的。因为哥哥的脚痛一直不好，母亲约着婶婶一起到隔壁村的算命先生那里求卦。在她不在的时间里，两个侄子哭哑了嗓子，爸爸找不到穿的袜子，哥哥要洗澡却没有开水，几乎一时间都乱了套。她怎么还不回来？过了十来分钟，又问她怎么还不回来？一个个空着手待在各自的位置，都不知道如何开始下一步的行动。我一时间充当了母亲的角色，给每个人想要的，你的袜子，你的洗澡水，不哭哦，奶奶马上就回来。在不断的各种诉求里，我又开始给他们热吃的，打扫大侄子扔得一地的橘子皮，抱着哭叫的小侄子给他找苹果吃。在这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里，我脑袋里充满了各种琐碎的事情，一会儿在堂屋，一会儿在楼上，顾得了这头，又要兼顾那头。在奔忙的时候，我想象着母亲是如何度过这一天又一天重复冗杂的生活的，这当中并无乐趣可言。

很快我就又要离开家去工作了。临走前的晚上，母亲难得地来到我房间。侄子们都在看动画片，暂时闹不到她。我靠在床边听着钟志刚的《月亮粑粑》，母亲靠着沙发默默地听着。她此刻是不忙的，她只是在那里靠着，也不看我，也不说话。一首既罢，我又放了一首小河的《老来难》，音乐声中，她听到开心处莞尔一笑，我看她一眼也笑起来。我不敢妄动，她就在这里，不再属于那些无穷的琐事，不再是老一代小一代的保姆，而是我一个人的妈妈。我想起一次回家，侄子们不知道去哪里了，卧室的灯光憧憧，电视开着，她拿着遥控器倒在床上睡着了。我关掉灯和电视，给她盖上被子。那时候，我也是不敢妄动的。她终于能在片刻的睡眠中属于她自己。两首歌放毕，侄子们又叫起来了。

走的时候，背着两个大包出门。回头看屋里，母亲正在哄着哭闹的小侄子。我说了声你不要来送了，就大步往村口走去。走了十几步回头看，母亲抱着小侄子跟在后面。外面正是飘着小雨，我变得很凶，让她不要送了，赶紧回去。她说不送不送。我走着走着，回头再看，远远地她还在跟着，看见我回头她停住了。我也不说话，扭头快走，走到村口回头望，村里一整条路空空的，母亲已经不在那里了。

04

我承认对你不够温柔

我承认我不够温柔，手段够狠够辣。毫无疑问，我是母亲这一帮派的，对付父亲向来是统一了战线，甩高了嗓门：“这个不能吃——甜的！”然后，父亲刚从箱柜上偷下来的一个小橘子被我毫不留情地夺走了。他小心翼翼地赔着笑：“这个不是甜的，可以吃嘛……”我斜睨着他自知理亏的脸，不吭一声地把那袋偷得差不多的橘子拿走了。一过年，他的血糖值一路飙升，在亲戚家吃饭的时候，他还说着自己是一点甜的都不带沾的，同样有着糖尿病史的大伯一句话顶了过来：“你骗鬼去吧，不沾的话，你的血糖能这么高！”爸爸赶紧夹菜去了。

我承认我对他还有点唠叨。过年到城里哥哥家中去，父亲和母亲毕恭毕敬地坐在沙发上，不敢在光滑洁净的地板上挪脚，虽然是儿子的家，可是也生怕碰坏了那些杯子盘子，一个个好多钱呢。上卫生间，父亲走到里面，又红着脸出来，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——他不会用马桶，尿都尿到坐垫上去了。我赶着把新的坐垫换上，让爸爸过来，说怎么冲马桶，怎么用手纸，他立在边上像个小学生似的。过马路的时候，车流刚稀疏些，他抬脚便走，吓得我赶紧拦住，说着红绿灯要看着。听着听着他又醒喉咙要吐痰，我喝止了他。这可不是乡间地头。

在乡间，我每天都在他的咳嗽声中醒来。他在屋子外面的茅厕蹲坑，一边蹲着一边抽着烟咳嗽。烟呢，吸溜吸溜没一分钟，就到尾巴了，再换上一支新的，贪得很。一贪就没日没夜，烟要抽，牌要打。往往吃过早饭，他就开溜。我这边在路上走，碰到这个叔叔那个婶婶的，总有人说哎呀你爸爸这回运气好，赢了个碰碰和——都知道我在找他。午饭和晚饭都吃过了，他就回来了。他进门的姿势可谓是偷，偷偷地晃进灶屋，偷偷地揭开大锅，偷偷地倒上开水泡碗饭吃。母亲以前还会说他都是病人了还这么不自重，现在也懒得说了，知道他听不进去。吃完饭，我这边正和母亲带着侄子们，他又偷偷地消失到村庄深处了。

我常常在村庄的各个角落找，母亲说你不要管了，他人就这样了，谁说了他也不听。我忽然想起腊月二十八到家的时候，是凌晨五点。刚从朋友的车里出来，屋子的大门就吱呀一声开了，穿着秋衣秋裤的父亲弓着身子站在那里。风吹削着他能看出骨架大概形状的身子，衣服哗啦啦地一点都贴不到肉上去。我毫不客气地撵着他赶紧进屋，他就乖乖地进去了，看到他重新钻进被窝，我自己才去打水洗漱休息。他身子萎缩得越发明显，走路拖沓，鼻毛长长，颧骨高耸，拿着遥控器坐在床上看电视，一会儿就仰着身子倒在床上睡着了，呼呼地打鼾。给他盖好毯子，他又懵懵懂懂地睁眼看我，嘴角嚅动，把流出来的口水抹掉。我又不客气地说：“好好睡！”

他真不听话，半夜也不见他回家。夜里江风汹涌，哪怕是坐在床上，腿上裹着毛毯，手中握着暖手宝，再盖上两床厚墩墩的棉被，都冷得直流鼻涕，何况他还坐着打牌！我又火起。来来回回几趟，终于在一个大伯家找到他。那时他和牌友在空荡荡的堂屋打得正酣。我一过去，他赶紧收牌，“我儿子过来，我得回去了。”牌友们大呼不行不行，赢了钱还想跑！我忙着给各位大叔大婶赔笑脸，眼睛却一直瞪着他。夜里的村庄，一点灯火也没有，只听得巷口呼啸的风声。他在前面走，我在后面跟着。我小时候跟父母赌气深夜跑出来，就是躲到这些巷堂里的，那时候父亲会寻出来，大声呼叫着我的名字。现在，我们之间不说话，倒像是我押着他回牢房似的。他一路走一路吸着烟，那一点烟头的红圈在夜色中分外显眼。

龙年正好是他的本命年，六十大寿正好，我跟哥哥商量着等今年空闲的时候，带父亲来北京玩一趟，带他去看他心心念之的天安门、长城，还有他崇敬的毛主席。他听着，说这好，还有一件事情需要我们兄弟两个办了——给他拍张照片，做遗像用的。这个身体既然这样糟糕了，怕是哪一天突然就仰头过去了，那时候准备就来不及了。我又高声阻止他说下去，气兜兜地嚷着你说啥瞎话，六十岁才多大，大过年的说这个丧气话。他不言语，又抽起他两块五一包的劣质烟。

可是我们都明白父亲的身体真的不行了。他总是处于恍恍惚惚的状态，走的前一天晚上，他又在看电视的时候靠着墙睡着了。哥哥走进来，推推他：“我们明天带你去医院看看，你血糖高得太离谱了。”他哦了一声又迷糊地闭上眼睛。我和哥哥对视一眼，再看着父亲身边的床头柜上放着各种药瓶子，有医院开的药，有我买的高钙片，有开包开始吃的，也有包装好好的还未动。他的鼾声不够劲儿，软软地抛起又落下。这当儿侄子们嬉闹着冲进厢房要看动画片，父亲被吵醒了，人也有了精神，顺着拿起侄子吃剩下扔到手边的雪饼开吃。我又凶狠狠地叫起来：“不要吃，那是甜的！”

本文节选自

《柔软的距离》

作者: 邓安庆

出版社: 人民文学出版社

出品方：99读书人

出版年: 2021-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