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2年前的今天，1950年4月13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（简称《婚姻法》）通过审议，标志着1949年以来第一部《婚姻法》诞生。《婚姻法》规定，“废除包办强迫、男尊女卑、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”，“男女婚姻自由、一夫一妻、男女权利平等、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”。

现代意义上的婚姻第一步从媒妁之言变为心动、表白，或介绍、相亲。

对今天的人来说，在社交平台上脱单、相亲乃至征婚都是一件比较平常的事情，而数字网络的发展使我们增加了快速结识陌生人的可能性，单身者也可以通过兴趣、外貌、地域、职业或性格等特征筛选“对象”。连时下最热的MBTI（指一种人格测试），可能也会成为标记自身性格、打听对方性格的方式。

《胭脂扣》（1987）剧照。

而在现实生活中，相信单身多年的读者朋友们被家长催着相亲的次数也不少，但是在上世纪初，公开征婚还是个绝对的新鲜事物。因为公开征婚其实是现代社会的产物。（传统社会也有征婚，但一般面向的只是本地熟人社会，而不是向更大的、还未形成的陌生人社会公开）

由于民国时期处于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交接点上，随着征婚现象的普及，婚姻状况衍生出了千奇百怪的姿态，自由恋爱与包办婚姻共存、新式婚礼和“妻妾成群”并行。这些故事都通过画报资料成为了民国社会风俗史的一部分。

前不久，一本专于搜集婚姻文献的新书《老画报里的婚恋故事》出版，从中可看到，上到文化名流，下到平民百姓，都在这件“终身大事”上展现出了众生百态，并且有早期版“杀猪盘”骗局。所以在我们一如既往无法绕开婚恋的年代，再去看现代婚姻出现初期的故事，奇葩也好，惊艳也罢，都可以让人对这件事有不一样的理解。

《老画报里的婚恋故事》，周利成 编著， 广西师大出版社，2022年2月。本文资料参考自该书。

征婚新风潮：

“大男子主义”遗迹和奇葩广告

对于上世纪初的国人来说，在过去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的浸染下，征婚启事的出现无疑是个激进大胆的新事物。

最早大胆使用这一形式的文化名流，是蔡元培和章太炎，从这两个人身上就能体现出民国时期新旧价值观交替杂糅的特征。蔡元培的征婚启事比较现代开放，对待女方的态度比较平等，要求女方识字、不得缠足，男方保证不会纳妾，如果婚姻不和谐二人可以离婚，在现代观念还没有普及的二十世纪初，蔡元培的这些征婚要求可谓十分大胆激进。而章太炎的征婚启事就“大男子主义”得多，他的征婚启事发表在1912年北京的《顺天时报》上，在地域上章太炎要求湖南湖北人最佳，北方女子不在考虑范围之内，然后声称“人之娶妻当饭吃，我之娶妻当药用”，要求女方不得沾染学堂里那些平等自由糟粕价值观，必须要有从夫之美德。

关于章太炎征婚的报道文章。图片来自《老画报里的婚恋故事》，下同（剧照除外）。

蔡元培与第二任妻子黄仲玉。

虽然槽点重重，但对于那个时代而言，敢于在社会上公开征婚，已经是很开放的做法了。

在这些社会名流的推进下，公开征婚渐渐变成大众行为。这些征婚启事风格各异，有的言简意赅，直接说明要求，有的则附庸风雅，写一首短诗甚至长文。不过想来后者用于征婚的效果应该不会特别理想，联想一下今天如果有人在微信上连发几千字的小作文，应当是个挺讨人嫌的行为。

《半生缘》（1997）剧照。

除了形式，民国时期大众征婚广告的需求也是奇葩百出。例如1926年的《申报》披露了一则绝对奇葩的征婚广告，这条征婚启事由一位男子发出，该男子“25岁，曾卒业于美国著名大学，得有文学士学位，现任武汉某专校教授”，要求女方“年龄自18至23岁，籍贯不论，须身家清白，但人品只求面无麻子、身无斑点”，可能这个人对于身体不能有瑕疵这一点极为偏执，竟然在征婚启事的最后写着“自问具有以上之资格者，请开明详细履历，随附最近之全身裸体照片，函寄武昌邮政总局拣信处转交”。

有谁会直接向对方寄出自己的裸照呢？这则征婚启事估计肯定是不会得到任何回信，如果放在今天，这位文学教授肯定会在社交媒体上成为大众口诛笔伐的笑柄。

但奇葩的征婚启事还不仅如此。1934年《天津商报图画周刊》有一则更离谱的征婚启事，征婚男子要求对方年轻聪明，而且必须是个石女。这就不知道他图的是什么了。

《天津商报图画周刊》版面。

信任去了哪

在早期，刊登征婚广告的基本都是男性，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，女性征婚广告也开始出现在报纸上，但是有个区别，如果是女子征婚的话，还是双方婚前不见面的，只是通过书信往来确定对方是否合适，因此对女子而言自由度依旧有限。到了三十年代，这个束缚也被打破了，如果女子愿意的话，可以直接邀请男子去指定地点约会见面。

《游园惊梦》（2001）剧照。

不过随着征婚启事的大众化，一些打着征婚名义行骗的骗局也随之涌现。

民国时期的报纸对于这类事件也有很多记载。手段嘛，倒真是没见得有多高明，手段粗糙的，就是女子在征婚并带领对方见过自己父母后，表示很中意，但是要收些彩礼，成婚心切的男子往往会倾囊而出，之后就再也找不到女方的身影。手段巧妙一点的，则是在征婚的时候绝口不提彩礼的事情，表示爱情至上，等到两个人同居一段时间后，会说家里人做生意亏了钱，父母可能因此自杀之类的，男方也会慷慨解囊，要回家打点一下的女子离开之后，从此再无音信。

当时既没有手机等通讯手段，也没有普及照片，所以很多时候当行骗之人离开后，恍然大悟的另一方要去报案，却在到了警局后发现对方连名字都是假的。因此，民国时期的报纸上刊登的这类骗局很多，但破获征婚诈骗案的新闻，竟然一条都没有。

为了尽量杜绝这种情况，民国时期的一些报社会组织鹊桥会（也就是相亲会），为男女双方提供见面的机会，并且减少骗局出现的几率。

高调的办空中婚礼，

低调的让来宾都不知道来干嘛了

征婚可能会意外重重，到了订婚结婚的时候，事情也并不顺利。民国时期的人们，但凡接受过一些高等教育，就会想要通过标新立异的方式表现自己的现代性，再加上旧的婚姻仪式已经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被冲击得烟消云散，所以婚应该怎么结，成为了一个近乎完全由个人决定的事情。

夸张点的，可以搞一个宏大的空中婚礼。

1929年圣诞节，国民革命军第十路航空司令刘沛泉与南京女子中学教师王素贞结婚，两个人在上海虹桥机场乘坐民用一号飞机，在空中完成了婚礼。在上世纪二十年代，在飞机上结婚是个很冒险的选择，因为民用飞机在民国时期的事故率很高，开辟了云南民用航线，乘坐者却并不多。别说普通大众乘坐的民用飞机了，就连作为航空司令的刘沛泉本人，都在试航时由于机场过小飞机降落时机翼受损，导致腰部受伤，不得不进入医院休养。在同年圣诞节他继续坚持举行空中婚礼的时候，对大众的冲击力可想而知。

当天两个人乘坐飞机直冲云霄，等上升到一定高度后，在机舱里交换戒指、宣读结婚证书，完成了一系列婚礼仪式，而后安全降落。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空中婚礼后来还被拍成了纪录片。

空中婚礼的报道。

低调点的，则可以让来宾都不知道是来干嘛的。

1935年1月，因为不想让朋友送礼，画家王石之和日本夫人岩崎喜美子的婚礼没有附上任何请柬，只说邀请朋友们来吃饭，甚至还有很多朋友在此之前都不知道这两人有什么关系。一头雾水的朋友们到了现场明白原来是场婚礼后，立刻开始制造氛围，拉着王石之要让他讲讲恋爱经过。结果王石之的发言非常简单——“我五年前认识她，三年前通信，一年前订婚，今天结婚”，然后又坐了回去。

不甘心的朋友们继续闹腾，要让新婚夫妇表演一下“两个人变三个人”。

中文不太好的新娘在翻译解释了之后，还是搞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直接摇着头说“我们不会变”。

这对夫妻不仅低调，还算是反闹婚先驱了。

想把新闻搞大的，也可以轰动全国。

蒋陶结婚的报道。

例如1932年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陶曾谷的婚礼。蒋梦麟和陶曾谷的前夫高仁山为挚友，后来因为政治原因，高仁山被军阀张作霖抓捕杀害，悼念会上，蒋梦麟与陶曾谷两人都忧伤断肠，泣不成声。之后，蒋梦麟便非常贴心地安慰呵护陶曾谷，对她关怀备至。最终，两个人的感情不断升温，在四年之后决定结婚。当时，蒋梦麟也是家有良妻之人，为了和陶曾谷结婚，毅然选择与妻子离婚。

蒋梦麟和陶曾谷结婚的消息传出，立刻震惊了文化界。作为证婚人的胡适站出来发言，表示十分佩服蒋梦麟先生的勇气，“这个婚礼可以代表一个时代变迁的象征”，为了参加蒋梦麟的婚礼，向来畏惧妻子的胡适竟然不惜冒着让妻子大发雷霆的风险，从窗户上跳出来（门已被胡适妻子江冬秀锁死）赶往现场。

在婚礼上，蒋梦麟的发言也可谓语惊四座。

“我一生最敬爱高仁山兄……因为爱高兄，所以我更爱他爱过的人，且更加倍地爱她，这样才对得起亡友。”不知道亡友泉下有知，是不是会对蒋梦麟说一句谢谢。

为婚礼准备了多少开销？

一分钱也没有

以上这些婚礼虽然现场状况比较奇葩，好歹新郎新娘都还是靠谱的，然而画家王君异的婚礼，则全程显得像是个局外人。

《倾城之恋》（2009）剧照。

王君异和妻子黄雪影的婚礼定在1935年6月4日，结果到了当天，举行婚礼的酒楼一直找不到他的人影，直到请柬上写的下午五点婚礼正式开始的时候，这位新郎才卡着点、慢悠悠地走进来，连衣服都没有换，就像是个卡点坐火车的乘客。

朋友们赶紧把这位画家拉进去，庆幸他没把这回事忘记就好。朋友们一边带着他换新郎礼服，一边问他今天婚礼准备了多少开销，然而王君异摇摇头说，自己一分钱都没有。

于是朋友们再在现场帮着筹钱。

钱筹完了，朋友们发现到场参加婚礼的宾客全都站着，就再问他“你准备了多少桌喜宴，一共邀请了多少人”。

王君异继续摇摇头，说自己也不知道邀请了多少人，因为不知道邀请了多少人，所以也不知道该预订多少桌。

朋友们只好随着现场不断涌入的宾客，现场预订。婚礼上不管问王君异什么与恋爱相关的问题，新郎都一副打死也不说的样子。

全程没有双方父母，没有证婚人，没有婚书，没有礼金，连婚礼装饰都没有。大家凑在一起吃了顿饭，然后抹抹嘴走人。

1934年5月26日的《天津商报图画周刊》也记载过一个类似的事情。这次的主人公是个普通人，在上海法租界举行婚礼，结果婚礼结束后，结账的时候新郎竟然发现身上的钱不够，打算出去借，酒店又表示不能直接让欠债的人这么走掉，好歹得留下点能抵押的东西。结果，这个新郎竟然把新娘抵押在了现场，自己跑出去借钱。直到第二天下午才把钱筹齐，此时新娘已经在酒店被扣留了将近一天。不知道这样的婚礼是否会在新娘心里留下阴影。

关于征婚骗局的报道。

从征婚到结婚，这些趣谈的出现其实也并非民国的特点，只是一来民国时期的画报小报颇多，留下了大量记录；二来，在二十世纪初期还没有形成稳定而普遍的社会道德观念，大多数事情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当作趣谈，一笑了之。如果发生在今天，看看“相亲遇到的奇葩对象”等话题讨论，种种奇葩言行换来的只能是网友们的口诛笔伐。

另外不同的一点是，民国时期的征婚启示上即使对对方有着智性上的要求，也不过是很模糊的“接受过教育”之类的表述，而现在的相亲启事会将这类要求不断细化升级，不必说具体的思想观念了，即使是像“你是否支持特朗普”这样的问题，碰上较真的，也足够两个人吵上一架了。

这可能是今天会给未来留下的婚恋趣谈吧。

本文系原创内容，资料参考自《老画报里的婚恋故事》。作者：宫子；编辑：挪冬；校对：刘军。